去年11月，大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；上个月，又一位巨匠——德语文学翻译家，尤其擅长德语诗歌翻译的钱春绮先生因病离世。
这些年，每当有大师故去，他所在的那个领域总会浮现出一个沉重话题：谁能补上大师留下的空缺？这回是翻译界。
然而，这回翻译界的议论远远超出了“企盼新的文学翻译大师”的范围。因为，尽管人们习惯性地只把文学翻译视作孕育翻译大师的土壤，但内行深知，许多非文学类翻译的艰难并不在文学翻译之下，而且能否准确达意，更具实际后果。非文学类翻译领域，同样需要大师，同样应当给有成就、有贡献者相称的尊重和荣誉——现在该重新定义“翻译大师”了。
如今90%以上是非文学类翻译

傅雷、梁实秋、朱生豪、杨宪益等等文学翻译大师的名字，为人们熟知。不过，如果今天一说“大师”就只想到文学翻译，那说明你对翻译这个行业的认知“落伍”了。

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、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颎告诉记者，根据国际上的粗略统计，目前90%以上译者所做的，都是非文学类翻译，从字斟句酌务求严密的法律典籍，到表述微妙暗藏机关的外交文件；从专业艰深的科技论文，到类型复杂的商务文本……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，非文学类翻译的量日长夜大。这一来，文学翻译在翻译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不足10%。我们或许能据此预计，今后的翻译大师将可能产生于科技类、法律类甚至商务类翻译领域。

接受采访时，柴明颎案头正放着一整套中国申办世博会的官方文件，像大辞典那样厚厚一摞。这套文本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的老师们承担翻译，最大难点是其中涉及专业术语无数，需要一一找到与中文对应的外语惯用词汇，以求准确规范。

柴明颎说，与文学翻译相比，非文学类翻译“深入”于各个专业领域，与普通公众的距离较远，所以译者的知名度不可能高。“比如我们如今都受惠于高新技术，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充分的跨国交流，众多译者为此付出自己独特的辛劳，但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啊？”

翻译界眼下已向专业细分发展

翻译行业正在“结构转型”，大量需要既精通某些专业又擅长翻译的“复合型”人才。

“很多人以为，外语不错，中文也不错，就能当翻译了——这是公众包括高校外语教学对翻译的最大误解！”沪上翻译界一位资深专家告诉记者，目前我国高校英语系每年的毕业生约有12万人，尽管能通过考级、考证，顺利毕了业，但鲜有人能直接胜任翻译工作。“识英文，但缺乏专业知识，是这些学生的最大硬伤！因为眼下的翻译界，已经向专业细分发展。”

比如，英语系毕业生涉足法律翻译，不仅英语基础要打得极好，中文功底也要好，还必须懂法律专业知识——但只接受过一些专业训练，翻出来的法律文件仍会错误百出：或用词不精当，造成译本上的法律漏洞；或用词过于书面化，别人难看懂……法律英语的翻译孰优孰劣，有一套非常明确而完备的标准。译文做到准确、简洁、规范，是这个专业领域翻译的最大难点。

上外高级翻译学院专门培养职业翻译。柴明颎介绍说：他们只招研究生，能考上的学生，英语学得都不错，但刚上手时翻译的文本、文件，远远不能达到职业翻译的要求，必须在求学期间经受“千锤百炼”。

“翻译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，判断一个译者是否合格、优秀，标尺是他翻译的作品是否符合行业规范。”在柴明颎看来，非文学类翻译领域如果要遴选“大师”，那标准必定与文学翻译有很大不同。

“翻译中国”或将依靠跨界合作

杨宪益先生离去，留给人们的最大担心是：今后还有谁能像他那样“翻译中国”。一些业内人士指出，“杨先生‘翻译中国’的成就给了后人一个启示——成功的翻译需要合作。”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全本《红楼梦》，正是“合作翻译”的典范。

其实，在各个专门领域，成功的译作也有赖于翻译和各行当专家的合作。上外高翻学院眼下正在翻译联合国环境署的一些官方文本，其中涉及大量化学、管理、政治等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。译者不仅需要自己补课，必要时得邀请专业人士加入合作。

翻译界人士还有个说法：随着老一辈翻译家离去，一个时代已然终结，未来中国的传统典籍要借助翻译“走出去”，其途径极可能是多环节的分工合作——先由文史专家把典籍的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，再由翻译译成外语，最后，还需由外国专家矫正表述、润色文字。

　　本报记者 樊丽萍